2001年9月17日，Michael Jackson对外宣布他打算通过制作慈善歌曲为911遇难者家属筹款5000万美元。

这只名为“What More Can I Give?”慈善歌曲依照1985年取得巨大成功并筹集善款达6500万美元的慈善歌曲"We Are the World,"模式打造。像上次那样，Jackson一开始就召集了乐坛众明星来一起录制这首歌曲。据《今日美国》报道，这首歌汇集了许多当红乐坛明星，其中包括Destiny's Child、Backstreet Boys、'N Sync、Britney Spears 和 Carlos Santana。“我们日以继夜地忙着打造这首歌，”唱片执行监制Marc Schaffel告诉《今日美国》的记者。截止到10月时，更多明星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Ricky Martin、Julio Iglesias、Tom Petty 和 Luther Vandross也加入其中。10月26日，Jackson的宣传人员对外称，'N Sync已经将自己录制的部分做好送来，所以整个录音过程已经结束；该唱片的发行也指日可待。 事过近一年，才踏入音乐界的Schaffel也始终没拍出原先计划过的音乐录影带。关于这项计划，Jackson在索尼子公司Epic的宣传人员从此后便未做出任何解释。在过去数月中，Jackson跟他的唱片公司展开了一场战争，责怪后者故意阻碍“What More Can I Give?”的发行并声讨索尼行政总裁Tommy Mattola的种族歧视行为。当Jackson和Al Sharpton牧师在纽约声讨索尼种族歧视行径及其冷落该歌星最新发行的专辑《Invincible》之时，Jackson却只字不提启用前同性恋***制作人负责拍摄自己音乐录影带一事——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慈善歌曲的无疾而终。不过关键还在于不少参与到慈善歌曲工作的人都疑虑过的问题：并不存在一支会让911遇难者家属真正受益的Michael Jackson慈善单曲。
一盘录影带里正播放着两个裸体的肌肉男，一个站立着，左手放在屁股上，另外一个则跪在他的正前方，为他***。他们看来是在一个畜棚里。如果不是两个男人在那里乱搞，你也许可能看到有牲口在那里拉磨。

突然，一个超重的胖子穿着亮黄色的衬衣，从右边进入了画面，高声嚷叫着指示。他有着稀松的头发和让人注目的小胡子。他激动而没有耐心，看来他就是这个片子的导演。说着英语，做着手势，他指导着那两个男人该怎么样表演***。就在这个黄衣男子吼叫着指示的同时，另外一个镜头下的人也在高声用匈牙利语对那两个裸体的演员高声做着翻译，演员咕哝了几声，点了点头。导演随后便退到了镜头外。
在观看了这样一部拷贝后，拍摄过《白宫风云》等电视片、记录片和音乐项目的ThinkFilm制片公司老板Joe Becker说，毫无疑问，那个黄衣男子就是他2001年10月在林肯纪念堂台阶上遇到的同一个人。
对Becker来说，这盘录影带只加深了他被***去与Marc Schaffel见面以来的神秘感。自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试图要回他为拍摄厄运当头的音乐录影“What More Can I Give?”所砸下的钱。当时，这个项目看起来万无一失：Schaffel告诉他说，Michael Jackson将自掏口袋负责所有的拍摄费用，所以开销问题绝对不用担心。此外，甚至白宫的布什政府也同意提供帮助，表示愿意说服国家公园管理局允许Schaffel使用林肯纪念堂来进行拍摄工作。Schaffel于是就雇佣了Becker的公司来进行实际拍摄。
但在Becker已为这支最终根本没有拍摄的音乐录影投入12万美元以后，Schaffel的电话却拨不通了。此后，Becker给通过电话和邮件联系过许多律师咨询是否能拿回自己投入的资金，结果却意想不到地发现了关于Schaffel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Becker说他宁愿从未与流行音乐之王扯上过任何关系。
“ 我看这只录影带是无法完成了，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人召集到一块儿，”Schaffel的律师Thomas Byrne说。该律师表示，“What More Can I Give?”的导演Marc Schaffel与以Marc Fredrics名义执导***的Fred Schaffel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事实正是如此，虽然Schaffel一直不愿在本文记者的采访中开口谈此事，但在此前另一次采访中他却提到了自己的过去——并为自己因Jackson慈善歌曲录影带一事遭到的指责鸣不平。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要不是有人故意想阻止Jackson的事业发展，这只录影带肯定会取得巨大成功。他说投资进来的2000万美元都用在了与麦当劳的合作项目当中。《洛杉矶时报》曾报道麦当劳由于Jackson和解儿童猥亵指控谣言对这个项目兴趣不高，但麦当劳发言人却说并没有签署过任何正式文件终止这个合作项目。
不过，除了众多其他为恐怖袭击举行的筹款活动让Jackson这项计划未受重视以外,还有人认为“What More Can I Give?”夭折的原因在于Jackson的上司不愿意支持这项计划.
Byrne说Schaffel和Jackson如今已终止了任何合作。“他们之间的合作只限于这个计划，”他说。不过他提到了两人多年的友谊。Byrne对这段友谊未有进一步描述，但我们在2001年的Jackson新专辑《Invincible》中便能对二人的友谊可见一斑——Jackson在致谢名单中特意提到了Schaffel。
“Marc Schaffel……谢谢你所给予的帮助……我爱你……Michael，”该专辑歌词本第18页上有这么一句话。
在致谢名单中一共出现了21个姓名。Michael的孩子Prince和Paris名列第四，“Elizabeth”（伊丽莎白·泰勒）名列第六，对Schaffel的致谢排在Uri Geller之前。
当记者请Byrne对Schaffel拍摄同性恋***这一背景做番评论时，Byrne对之予以回绝。不过稍后他却说了以下这番话，“我听说好莱坞曾有很多人从***拍摄转入‘正道’。看来那也是寻常的事情。”
***圈内最著名的明星Traci Lords和Ron Jeremy都证明了转型是并非不可能。但鉴于Jackson过去惹过的麻烦——1994年，《时代》杂志报道Jackson花上千万美元与控告被之猥亵的男童家庭和解——他身边的助手肯定不会觉得与Schaffel在事业上合作对他有利。
《洛杉矶时报》推测可能是Jackson的代理人在获悉Schaffel会执导慈善歌曲录影带后主动向索尼提出终止这项计划的提议——这又让Michael大呼索尼高层种族歧视这一举动显得有些怪异。如果真是如此，那么Jackson或其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似乎不够到位，而Jackson要么是太过天真要么是想借此为自己停滞不前的事业找到一个便利的借口。
记者向同性恋***圈内著名的导演Kevin Glover播放了一段匈牙利拍摄的录影。他对这个圈子和圈内人都非常熟悉，难怪他看到这只录像和其中身穿黄衣的男子一眼就认出来了。
“ Fred Schaffel很是与众不同，他虽然从未得过任何奖项，”Glover说，“但他的实力很强。他从来不考虑故事发展线索。但在挖掘迷人的男演员方面，他倒是很有一手。”
Fredric Marc Schaffel以Marc Fredrics这个名字执导同性恋***已有15年之久。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Cocktales》，该片也让首次参演的男演员Rex Chandler一举成名。后来他还在东欧拍了几部片子，片中男主角都非常有“实力”。
“虽然片中男主角都很帅气，但拍出来的效果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芝加哥一份男同性恋杂志在采访中给了这番评论。
“他的电影制作技巧似乎不够高，”Vaughn Kinsey说，“在艺术、导演和创新方面他都没什么天分。他过去负责为电影物色演员。那也是他的知名度所在的方面。但至于其他方面的素质，他似乎一项也不具备。”
其他几位这个圈子里的制作人和导演也都持同样看法，不过在这里我们不便透露他们的姓名。但其中一位不介意自己名字在这个文章中出现的便是圈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发行商Stan Loeb。
Loeb最近刚获得一个由成人录影新闻组织颁发的奖项，其在圈内的分量相当于奥斯卡终生成就奖。“Loeb是圈内最有影响力的发行商之一，”该组织执行编辑Jeremy Spencer说，“去年我们给他颁发这个奖项，感谢他多年来为这个行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他现在还能让每部影片的价格维持在60美元，但一般电影可不是这样。他自己不是同性恋，这在圈内也是极其少见的。他很棒，也非常聪明。很多公司都希望Paladin Video（Loeb的公司）成为自己影片的发行商。他在这个圈子的声誉相当好。”
Loeb说他跟Schaffel本人及其作品都有过长期合作经验。“Fred Schaffel曾经为这个圈子发掘了很多人才。他是怎样找到这些人的，这我不知道。我猜有的人在发掘人才方面，尤其是同性恋电影圈的人才方面，有着独到的眼光。他可能随便走进一家餐馆或夜总会就能看出谁能在电影中释放自己的才能，”Loeb在他洛杉矶的办公室中接受采访时说。
“圈内人人都知道Fred长于发掘新人，一直以来他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他过去带进圈内的新人的确都很优秀。但说到他自己本身的事业，那简直就是一团糟，”Loeb说。Schaffel的处女作及其片中男主角Rex Chandler当时在圈内都造成了不小轰动，人人都认为他有极大潜力。可是，这些年来Schaffel的作品一部不如一部，质量日渐降低。Loeb认为这可能是因为Schaffel近年来对电影本身失掉了本该有的热情，而是只想通过自己的名气刺激电影销量。
Loeb说他现在已经不愿为Schaffel的任何电影做发行工作。“现在我们手上他的三只电影都让我们亏了不少。不过，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你吃了亏就应该从中得教训。”
虽然他对Schaffel有看法，但他俩仍会不时通话。Loeb说去年8月Schaffel打电话说自己将为Michael Jackson工作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这样？你也听到了。他说他们是好友，还说Michael已经给了他一个工作。Loeb说，还有一次，Schaffel说他和Jackson是儿时好友。Loeb说他对Schaffel的话不无怀疑。但是到了11月，他接到了一通更让人无法相信的电话。
“一天Fred打电话告诉我他身边有人想租用飞机，”Loeb说，“他也知道我儿子就在经营飞机租用这个生意。于是他就让我跟他的朋友谈谈。随后，他就让Michael Jackson听电话。当时他们正在Michael的豪华轿车里。结果我儿子真的开始租飞机给Michael身边的人。这样我才真正相信Fred确实在为Michael工作。”Loeb的儿子Jeff Borer也承认他在圣莫尼卡的飞机租赁公司Xtra Jet后来通过Schaffel为Jackson身边的人提供服务。
Loeb说他一直奇怪Schaffel是怎样搞定那份工作的。“Fred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呢？我只能说他是个很棒的推销员，他绝对知道如何推销自己。他住的房子月租9000美元，还开宾利轿车。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但那就是Fred Schaffel。
录影带编者Glover说跟Schaffel共事从来都不难。但Schaffel的转变却让他纳闷。“如果Michael Jackson愿意让他在这期间休个假，我又能怎样呢？但那确实有些怪异。”
制作人Kinsey说，“Michael怎么会跟Fred合作呢？人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到纳闷。Fred人很好也很外向。人们乐意与他交心因为他很随和。但我还是无法理解Michael看起了他什么优点。”
不过很明显的是Jackson确实从Schaffel身上看到了令他信服的特质，甚至还将Invincible专辑惨败收场后最大的项目之一交给后者。（虽然该专辑刚推出时销量惊人，但不久就开始滞销）。
Schaffel及其律师声称其早已不拍***，但事实并非如此。洛杉矶有关记录显示，他于1998年以“Marc Fredric”和“Fred Schaffel Productions”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名。就在13个月前，他还推出了新片“Big As They Got”。
发行商Stan Loeb想记者透露就在数月前，Schaffel还给他签了张面额为600美元的支票为自己的电影《Every Last Inch》定购包装。
Joe Becker说他于10月15日接到一通电话。Michael Jackson计划于六天后在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体育场举行慈善演唱会，所以Schaffel想找人于前一晚到林肯纪念堂台阶前进行拍摄。
Becker的公司ThinkFilm对那次演出进行了跟踪拍摄，而且演出制作人Llewellyn Wells也称Becker为演出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Joe，”Wells说，“ThinkFilm是个很有名望的公司，Joe也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非常专业。他每做一件事都是为了让那次演出更完美。”
Becker说，“我们在华盛顿拍摄过很多电视和电影。”所以当Schaffel打电话时告诉他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向其推荐自己时，Becker并不觉得惊讶。Becker和他的ThinkFilm公司对处理类似工程的复杂细节极具经验而且过去常常于公园相关部门合作，他说。
Schaffel告诉Becker他和Jackson一直在不同城市的录音室与许多歌星录制这首慈善歌曲，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大家的录音片段拍摄了下来准备将其用于音乐录影带中。但Jackson还想让所有参与的歌手聚集到林肯纪念堂前的阶梯上进行拍摄并以此作为整只录影带的结尾。Schaffel解释说，因为所有参与歌手都会前来参加慈善演唱会，所以Jackson希望能于前一晚将大家聚集到纪念堂前进行拍摄。
但那意为着只有五天的准备时间。“这来得太突然而且马上就会发生，”Becker说。Becker得尽快投标，而且考虑到这是个慈善机会所以如果他想做这个计划的话就得在资金上严格缩减。但Schaffel却让Becker不要担心资金不足。“Michael Jackson会自己掏钱付一切开销，”Becker说，“Schaffel一直都向我们强调这点。”
次日，ThinkFilm公司便向Neverland Valley娱乐公司递交了投标书。他还一心以为这是Jackson旗下的公司，因为Jackson的圣巴巴拉房产和小型主题公园都叫Neverland Ranch。他这样认为倒也不奇怪，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该公司的老板是Schaffel——有洛杉矶有关办公室记录为证。ThinkFilm以要求仅为实际所需半数的资金这一优势竞得这个项目，第二天，Becker从Schaffel那里也得到了确认。
Becker着手准备这个录影带拍摄的时间仅剩三天而已。
“我们对此非常熟悉，”在描述取得政府批准（在林肯纪念堂前进行拍摄）这一复杂过程时Becker如此说道。不过由于之前数周才遭恐怖袭击，所以要得到批准就比平时更难。好在白宫有关部门对此都表示支持。一位白宫布什政府的官员David Kuo向影片制作方承诺他们会知会公园让Jackson在纪念堂前进行拍摄。（随后Kuo还邀请Becker及其雇员到白宫午宴。两位ThinkFilm雇员Stephanie Antosca和Jonathan Zurer便应邀出席。）
Becker花了不少钱请合适的排挡参加这次拍摄。比如，他花了4万美元请来了两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得主Janusz Kaminsky，花4000美元请来摄影导演还花了6000美元请来一位制作设计。光是在准备方面，Becker就花了12万美元。此外，Schaffel还派了一位同事（Paul Hugo）前来协助进行准备工作。（于周一晚碰面讨论纪念堂前阶梯上的站位后Schaffel就回洛杉矶去了。）
周三，主要策划人聚集一堂听取Michael对该计划的想法。
“ Hugo跟我们在一起，Schaffel、Michael Jackson和Kaminsky在洛杉矶，我们谈论了希望达到的效果。当时连线的效果很差，”Becker回忆道，“Michael的声音很弱。Marc说那是因为Michael当晚要演唱所以说话不能太大声。Michael用假声说录影带的主题是‘爱与和平，这是大于一切的’，Kaminsky（他虽然也在洛杉矶但并未与Michael他们在一起）说他听不清楚并要求Michael提高音量。Michael回答道，‘不好意思。Marc，你帮我翻译吧。’”
Becker说那句话很有趣。很明显这两个人坐得很近，他说。“于是，Schaffel就说，‘我想Michael的意思是录影带的主题是爱与和平而且这大于一切。’他不过是重复了Michael的话。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周四晚，Kaminsky飞来到华盛顿。可也就在那晚，Schaffel却打电话来说录影带拍不成了。他的理由是后勤工作规模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所有歌手都就位。因此计划不得不推迟至少数周。

“这没什么，”Becker说，“类似的推迟在这个圈子里倒是屡见不鲜。”第二天Becker带Kaminsky去参观了纪念馆前的拍摄地点，一起喝了些酒之后就送后者上了飞机。“这倒没什么，”Becker重复道。
不过，Becker还盼着能按合同说明如期收到第一张支票。可是支票并没有送来，于是他便致电给陪同Michael前来演出的Schaffel。不过，这通电话却始终打不通。
周六，Paul McCartney在纽约麦迪逊广场举行了一场慈善演出为911遇难者家属筹款。参加演出的其他明星包括Mick Jagger、Elton John、David Bowie、Eric Clapton和The Who乐队。这场演出筹得善款1,400万美元，媒体也对之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对于Michael Jackson次日晚上在华盛顿举行的同性质演唱会，媒体就不那么乐观了。
10月21日的演唱会主题定为“United We Stand：What More Can I Give?”（让我们站到一起：我还能付出些什么？）。这场演唱会有许多巨星加入，不仅希望能通过众人力量筹得大量善款还希望能借此机会向广大在场公众展示Jackson新慈善歌曲。
但原本只有9个小时的大型演出却因为开始时的技术问题而演变成为一场长达12小时的马拉松。当Michael Jackson终于于午夜时分登场时——这比预计推迟了3个钟头而且此时体育场的摊贩卖主已经卖光了所有存货，大概三分之一的观众已经离开现场。
“我们站到了一起，很久很久”，第二天的报纸用了这么一个新闻标题。
Jackson将慈善歌曲安排在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压轴。“他带来的这首新歌‘What More Can I Give’却由于台上歌手配合上的问题显得很混乱，”《纽约时报》评论说。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其实这只歌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雏形，“What More Can I Give？”不过是由Jackson再作了一番加工而已。
1999年4月Jackson承诺为身在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儿童创作“What More Can I Give？”以筹善款。当年分别在汉城和慕尼黑举行的两场慈善演唱会虽然都以这首歌名做主题，但Jackson都没有表演这首歌。他承诺的录制该曲目以及为科索沃筹款等计划也都成空。
演出第二天，10月22号星期一，Becker到Schaffel和Hugo下榻的饭店找他们但未能见到二人。饭店人员告之由于前一晚的演出Jackson一行都在房间休息。
“我们最后终于在周二Hugo去机场的途中遇到了他，”Becker说。Hugo向他们保证Schaffel一回洛杉矶就会将支票兑现。“这是我最后一次联系上他们。之后，我只是从对方律师口中得知一切信息，他们坦白Schaffel和Hugo不可能付钱给我。他们就这样骗了我。”
类似经历还发生在纽约制作人Mark Haefeli身上。他花了19,000美元送一些制作人员前往录制现场，但Schaffel的要求极为苛刻亦不寻常。他现在也跟Becker一样找不到地方把钱讨回来。“在娱乐界，我就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他说。
“我以为那是Michael Jackson的公司。他们用这个名字肯定也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Haefeli说。他接到通知要送些录制人员到Burbank录音室进行拍摄，因为Jackson当时同Rebe MacIntyre和Boyz II Men的Billy Gilman在那里录制歌曲片段。
Krehbiel说他主要负责为录制过程拍摄幕后花絮，在此过程中本来布什总统还打算打电话过来。Krehbiel说那里的工作人员花了好几个小时布置Jackson将接通总统来电的周围灯光——在他看来他们把灯打得太亮了。“无论Jackson走到哪里，他的灯光师会在每个角度打足4000瓦的灯，”Krehbiel说，“把他照得那么白，整个镜头都得变花了。对于细节我不作评论。你在画面上只能看到一张嘴和两只眼睛浮在空中。”
Krehbiel说这并不是Jackson方第一次提出这种奇怪要求。他说，几年前他受雇为Janet Jackson拍摄幕后花序，其兄也会出现在这些镜头中。“‘不要那样看着他！别老盯着他看！’他手下一直这样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得离他11英尺远，当时我就想，‘他们怎么会对距离提出这样具体的要求呢？’我还对他们说，‘嗨，等等。我是摄影师，不可能不看他。’”
当Burbank录音棚中的灯光都围绕那部电调试完毕后，Krehbiel说道，他便开始拍摄Jackson和MacIntyre的录音过程。“那首歌很棒，”他说，“没能发行真可惜，因为那确实是首很棒的歌。”
后来他说，有消息称总统不会打电话过来了。“他们对我们说总统没有时间打这通电话，”Krehbiel说。
Haefeli说Schaffel次日来电告之他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满意并希望Haefeli能让其工作人员在此进行一周的拍摄工作。可后来，一个周日的深夜，Schaffel却打电话说Krehbiel拍的东西根本没法用。
“Schaffel说那是他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糟的东西，没有一点儿用得上。我当时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Randy Krehbiel是圈内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曾经为Paul McCartney，REM，和滚石乐队等名人拍摄过。他非常优秀，所以绝对不可能他拍出来的影片一点儿都用不上。就算灯光打得不够理想，他都能拍出很好的效果来。”
于是Haefeli便要求对方将录影带退返，不过至今他也没拿到这些带子。
之前Jackson宣传人员数次对外称歌曲将于10月发行，可后来又顿时没了任何相关音讯。Haefeli这边还忙着跟Schaffel打拉锯战时，另一边的Becker已经跟Neverland Valley（Schaffel的娱乐公司而非Jackson的公司）代表律师进行了数周谈判。Schaffel方律师对Becker所签合同的合法性提出置疑。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Becker也对此感到疲惫不堪，便于11月底向白宫友人Kuo先生求助。
“Kuo说，‘我先打几个电话，’随后20分钟，Michael Jackson的律师Karen Langford便给我来了电话，”Becker说。
Langford很有礼貌也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但在他俩的谈话和邮件（Becker后来将这些邮件提供给了记者）交流中，Langford向其暗示Schaffel和Jackson的关系已经不如从前。
在Becker同Langford通电话时，Becker回忆道，她暗示Schaffel和Jackson的合作关系并不在于该歌手的“一般”事业“渠道”。
记者后来接到了一封Jackson律师来信，信中声明Jackson于11月了解了Schaffel的背景并已经终止其与Schaffel的合作关系：“鉴于这些信息，Jackson先生……终止了与Schaffel先生的一切生意往来。”
记者就此找到了Schaffel的代表律师并向其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位***导演和这位流行歌手有着多年友谊，在这种情况下Jackson真的会不知道自己的朋友是做什么的吗？“我还没准备好对这个问题做任何评论，”这便是Byrne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接着，Jackson的新任律师Johnnie Cochran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称该歌星将对其唱片公司索尼提出法律诉讼，因为索尼并没付给自己足够的版税。Jackson还召集了不少歌星指责唱片公司这一行径。就此该艺人拉开了抗议索尼种族歧视之战，不过后者对此未做出任何反应。同时Jackson还宣布要提起其他一系列诉讼（虽最终并未成形）。抱怨自己在“What More Can I Give？”计划中赔了12万美元的Becker也成了该歌手的起诉对象。
Becker仍然不忘Schaffel及其Neverland Valley娱乐公司对自己做过的一切。一月份他在给Jackson代表律师Langford的信中写道整个工程简直就像是Schaffel“可能还有Jackson本人”设计的“阴谋”。
Jackson代表律师Zia Modabber即刻对这封邮件做出了反应，即Becker企图“通过恐吓邮件”勒索该歌手。Modabber毫不示弱地回复了Becker邮件，告之“我们会采取一切合法行为让你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Becker说他感到惊讶不已。“很自然，”看上起一脸厌烦的他说道，“调查罪犯免不了让清白之人也牵涉进去。”
为了把钱讨回，Becker现还在琢磨如何对Schaffel和Jackson提起诉讼。有人说目前这一幕非常讽刺——现在是Schaffel遭人起诉诈骗，而10年前却是Schaffel以同样原因起诉自己前情人。
“What More Can I Give？”可能还得再进行第三次加工才能真正成为Michael Jackson完整的慈善歌曲。
ID Medical公司总裁Rob Gordon说他的公司打算将歌曲版权从Schaffel那里买过来。他预计这个消息（歌曲版权转让）马上就会对外宣布，但是至于会否将其发行还得取决于Jackosn本人的意愿。

他说就算要发行这只单曲，也不再适于作为9/11慈善单曲发行（时间已经拖得太久，“人们对此早就失去了热情”）；希望单曲筹得善款可以献给各个儿童慈善机构。
对此，Becker则表示：除非拿到支票否则他不信Gordon说的一切。